14世纪中期,意大利作家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完成了短篇小说集《十日谈》,故事背景是1348年意大利佛罗伦萨瘟疫流行期间,10个年轻人从瘟疫肆虐的佛罗伦萨逃到城外的别墅。为了打发时间,每人晚上都要讲故事逗别人开心,十天后便有了一百个故事。

这场瘟疫就是爆发于14世纪中叶,席卷整个欧洲的黑死病。在1347至1353年间,大约2500万欧洲人命丧黄泉,约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一半。以至于彼时的欧洲尸骸遍地。这场疫情带给欧洲人刻骨铭心的记忆,至今走在欧洲一些城市的大街上仍能看到和黑死病有关的雕像。

现在我们依据中世纪时的记录以及考古发掘,并从中世纪时期的遗骸中提取基因进行分析,大致确定在14世纪横扫欧洲的罪魁祸首就是鼠疫。

但直到19世纪末期以前,黑死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疾病,从何而来,甚至于如何治疗,数百年间都没能有一个定论。

关于黑死病的起源已经难以考证,欧洲传统史学界将矛头指向了彼时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人,这一说法由历史学家德穆西(Gabriele de Mussi,约公元1280-约1356年)首次提出。

1343年,蒙古四大汗国之一的金帐汗国包围了黑海之滨的港口城市卡法,围攻期间蒙古军中爆发瘟疫,为攻下城池,蒙古人将死尸用抛石机投入城中。不久城内便爆发疫情,从城内逃亡的居民将这场瘟疫带到了欧洲其他地方。从此疫情蔓延,并一发不可收拾。

但这一说法与欧洲流行的“黄祸论”有莫大关系,且极有可能是彼时的欧洲人为推卸自己防疫不力的责任,甩锅给蒙古人;甚至还有文字证据表明蒙古人围攻期间德穆西并没有去过卡法城。

也有人认为,1291年,十字军东征后在亚洲建立的最后一个据点被攻占后,十字军全部撤回欧洲,在回撤的过程中将疾病带回欧洲。由于彼时欧洲城市的卫生环境十分糟糕,为鼠疫的爆发提供了温床。

但无论如何,这些事件与黑死病爆发存在一定的时间差,且不同学者的说法前后矛盾,很难让人完全信服。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丝绸之路沿途的商旅将亚洲草原上的老鼠带去了欧洲,寄生在这些老鼠身上的跳蚤将鼠疫传染给了欧洲人,在各种条件综合作用下,黑死病爆发。

君士坦丁堡位于欧亚大陆的交通要冲,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在这里染病的人们又将疾病带到了欧洲几乎所有的大城市。

瘟疫在1347年10月抵达了意大利南部港口城市墨西拿。11月经地中海航线突袭意大利北部城市热那亚和法国南部港口城市马赛。1348年1月进入意大利著名城市威尼斯和比萨。同年3月,意大利工商、文化重镇佛罗伦萨也沦陷了。

疫情的迅速蔓延以及这种疾病极高的死亡率迅速将佛罗伦萨横扫一空。在疫情肆虐的半年多的时间里,佛罗伦萨共有超过5万居民被瘟疫夺去生命,而当时的佛罗伦萨一共也只有大概9万城市人口。

很快,欧洲各大城市的人口锐减,瘟疫的散播的不仅仅是死亡,还有恐惧,活下来的人们四处逃窜,将疾病带到了更多的地方。

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如此描述症状:“腹股沟或腋窝会长出肿块,有时会有鸡蛋,甚至苹果那么大。接着,病症开始扩散,肿块变成黑色或紫色的斑点——几个大的或是许多小的,遍及全身……”

后人给这种疾病冠以了一个恐怖的名字“黑死病”。疫情肆虐的几年中,曾经繁华的街道被荒废,城中十室九空。

14世纪中期后,疫情的阴霾渐渐散去。但死神并未远离。在随后的400年中,黑死病如同一个幽灵一般,反复袭扰欧洲大陆。

虽然对这种疾病的探索从未停止,但在微生物学建立前,人们始终没能解开黑死病的神秘面纱,如何预防、治疗等也无从下手。

中世纪后期的欧洲,由于医学知识的欠缺以及愚昧迷信的思想,使得应对措施千奇百怪:喝下加了金粉炖的汤,可以通过黄金获得太阳的力量;不运动,避免流汗,并拒绝洗澡(运动时开放的毛孔可能导致污浊空气的入侵;洗澡则会洗掉身上的保护屏障,使更容易患病);更有甚者,通过鞭笞患者祈求得到上帝的宽恕。

这些现在看来略显滑稽的方式当然不可能起到任何作用,治疗无望的欧洲人开始把目光转向了其他方向。

一方面,他们发现犹太人死于瘟疫的比率低于基督徒(现在学者们推测或许是由于犹太人携带了FMF基因突变,携带这种突变的人群对于鼠疫有着天然的免疫;也有可能是犹太人卫生习惯与基督徒不一样)。于是,各地开始大肆抓捕犹太人,在严刑逼供下犹太人被迫承认往河里投毒并被大量处死。

另一方面,对于“女巫”以及黑猫的恐惧也使成千上万的无辜女性和小猫咪被送上了火刑架。

法国医生盖德乔里亚克(Guy de Chauliac,1300-1368年)在照顾病人的同时,总结出一份疫情报告,清楚说明了黑死病可怕的传染性。同时他也给出了治疗方案:用火清洁空气;用龙舌兰药丸清洁自己;用无花果和煮熟的洋葱去皮,加酵母和黄油混合,来软化体表脓肿。

人们也发现,隔离或许是控制疫情的唯一办法,欧洲各国从黑死病爆发初期时的一盘散沙,到先后采取集体防疫措施,再到国家间相互合作。

各国陆续禁止来自疫区的旅行者和商人进入的城市;部分港口要求来自疫区的商船在港口外指定地点停泊40天且无人发病后才允许靠岸;医生以及公务人员等频繁社交的人群也穿上了特殊服装以保护自身。各地纷纷建立起了防疫小组,并着手清理城市里的垃圾、污水等。

在这些措施下,1353年后,在付出2500万人死亡的惨痛代价后,欧洲渐渐从黑死病的阴霾中走了出来。虽然此后数百年间黑死病仍偶尔侵扰着局部地区,但影响范围、程度都远不及14世纪中期的那场巨大灾难。

数百年来,人们对于黑死病病因的探索从未停止。1894年,香港爆发疫情。日本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1852~1931年6月13日)和法国医生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1863-1943年)几乎在同一时间从患者身上发现了一种新的细菌,他们还在死老鼠的器官中发现了相同的细菌。在随后几年中,其他学者陆续发现老鼠以及跳蚤在疫情传播中具有重要作用。

但也有迹象表明,北里柴三郎的一些样本被污染,产生了一些不一致的结果,导致他的描述前后矛盾。

因此主流意见认为,耶尔森首先发现了这一细菌。为纪念他的功绩,学界将这种细菌称为“耶尔森属鼠疫菌”(Yersinia pestis)。

1353年后,黑死病疫情逐渐从生活中散去后。但是,这场瘟疫带来的影响还远未结束。

神权的崩塌和人文的兴起,面对巨大的灾难,基督徒首先想到了上帝对人类罪恶的惩罚,于是鞭笞就此兴起。在疫情期间出现了大规模基督徒的场景,他们一路高唱圣歌并互相鞭笞,借此“赎罪”。教会在灾难中通过“赎罪券”的形式敛取了巨额的财富。

然而事与愿违,宗教活动并没能让疾病退散:人群的聚集加速了瘟疫的传播;对黑猫的捕杀更加速了老鼠的繁殖;神职人员在这场灾难中也不能幸免。

于是,宗教的权威第一次出现动摇。从对宗教的狂热信仰到产生怀疑,进而发展为对宗教巨大权力、社会不公平的痛恨和反抗。人们逐渐从宗教的束缚中解脱,开始重新审视自我,思考生命的意义。

文化的改革,黑死病来袭后,旧有教育体系崩塌,各地学术机构纷纷迈入了改革的第一步。一方面,对疾病的研究加速了医学的发展,被封禁千年的人体解剖学逐渐被松绑,构成了诞生现代医学的基石;另一方面,人文主义的产生让人们重新认识自己与世界。各地的大学、学院也纷纷改革了教育体系的设置,现代高等教育机构的设置也逐渐完备。

旧有的体系松动、瓦解,新的思维推动着新的学术思想的产生和壮大。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黑死病疫情散去后不到200年,欧洲就产生了伟大的文艺复兴以及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

现代科学诞生的土壤形成。城市的重建与资产阶级的兴起,疫情爆发后,欧洲的各大城市变得满目疮痍,城市经济活动全面停止。街道上只能见到东倒西歪的尸体、外出巡检的公务人员、医生,以及向城外搬运尸体的民夫。

后疫情时代,幸存者对生命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们开始寻求个体的享受、追逐奢华的生活,对手工制品和奢侈品的需求暴增,价格也随之猛涨。城市经济的复兴也带动了城市的重建,比疫情来临前更加繁荣,城市里的商业精英也借此机会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相反的是,旧贵族由于人口的死亡、经济的萧条,必须依靠与商业精英的合作才能维持原有的权威。大商人逐渐拥有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利,资产阶级逐渐登上历史的舞台。

现在的人们早已不再受到鼠疫的困扰,但世界各地依然有零星的鼠疫病例的报告,这种小小的生物并没有远离我们。

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大背景下,我们也应当认识到: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依然十分有限,人类从来都不是地球的主宰者。

[4] 本报记者 杨雪, Source-报纸中文名: 科技日报. 黑死病:欧洲人的铭心之痛. 2020.

[8] 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9] 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中信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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